过去一段时间以来,随着“自由主义”与“新”论争的逐年淡化,另一种思想从普罗大众到知识分子,从民间到官方,日益浮出水面。这一现象,在立场上可称之为“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”;在内容上可称之为“国学热”;在实质上可称之为“儒学复兴”。陈壁生先生认为,与1990年代初那场“国学热”不同,前者是学院化的,当下这轮国学热的特点是社会化。他指出,数年来“国学热”最突出的表现,是大众传媒中“国学”、“孔子”、“论语”等符号泡沫的泛滥,国学日益大众化与政治化。然而,传媒所参与塑造的国学热,不是思想层面的,只是符号层面的,只是一种虚热。说到底,传统能否获得新的生命力,根本还在民间。事实上,“国学热”背后的回归传统的心态,在一些地区的民间社会生活的重建过程中已有一定表现,但却并未得到重视。他认为,任何一种摧毁传统的政治,在暴风骤雨过后,总会不意间激发传统的反弹,这几乎是历史的必然。今天我们重提传统,最大的意义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和人本身,重新思考生命意义是什么,这个族群将往何处去。如果没有传统之维,现代生活便成了唯一正当的生活,而传统的存在,则为现代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镜子。当前这种回归传统、追寻思想与精神根系的普遍趋势,以及这种趋势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,将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什么样的痕迹,恐怕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、了解儒学的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随着“自由主义”与“新”论争的逐年淡化,另一种思想从普罗大众到知识分子,从民间到官方,日益浮出水面。 这一现象,以立场而言,可称之为“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”;以内容而论,可称之为“国学热”;以实质所指而言,可称之为“儒学复兴”。

这种现象,容有相异的表述,但有共同的特点, 即重新重视中华传统的意义与价值,并希望复活这些意义与价值,让它成为现代生活的精神与思想资源。

与1990年代初那场“国 学热”不同,如果说前者的特点是学院化,那么,这后一轮的国学热的特点,便在于社会性。

在被称为“现代”的三十年(1919~1949)中,传统文化的建制刚刚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崩溃,皇权制度的崩塌与大家族制度的解体,使得传统文化失去制度的依托,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,体现于传统制度之中的儒学成为“游魂”。但是在这一时期,因为有旧派学者的学术功底与新儒家在现代大学中的坚持,传统文化的研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,并且,传统乡村生活的存在,使得以儒学为基础的民间礼法秩序虽然备受冲击,但仍能构建乡土生活的民俗共同体。也就是说,儒学对政治的塑造功能已经消失,而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仍然存在。1949年中原易鼎,革命思想成为主流。

在此后的“前三十年”(1949~1979)中,行政力量的触角广泛深入到民间,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的灵魂之中,社会结构从家国结构转化为阶级结构,强化了阶级,也便瓦解了宗族与家族,淡化了家庭,传统伦理赖以存在的基础遭到进一步的冲击。而在“破四旧”等各种政治运动中,一切与传统有关的因素,包括祭祀、拜神等等,都被贴上“封建”的标签,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同时,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,导致传统学问终成绝响。

接下来的“后三十年”(1979至今),传统学问业已明显断裂,而市场经济的发展,推动着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进程,这使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逐渐解体。 在现代性的背景下,人们日益从乡村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中解脱出来,从人伦角色转变成独立个体,另外,伴随着基层腐败、环境污染等问题,人们纷纷逃离乡村,农村社会日益萎缩,这一切,都导致熟人社会所残存的礼法规则也逐渐失效。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,儒学从大传统的家国政制中退场,到从小传统的社会生活中退场,这种遭遇,在历史上只有秦政一统的时代才能找到相似的影子。

在一个相对正常的时代,历史的正面价值总会以某种方式进入当下的现实生活。因为人们有必要从历史中寻找自己思想与行为的参照系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,学术研究相对正常化,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在传统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。于是,海外的新儒学和汉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。 但是,新儒学主要是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,重新诠释子学与理学,在言说 传 统的同时也不无狭隘化之嫌; 并且,海外新儒家的心性研究与现代大学体制结合,把儒学变成纯粹的学院儒学,弱化了其经世致用的功能。 而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则始终不免文化的隔膜。 这两者共同的问题,是解释思想、历史,而不能解释、指导当下。

进入新世纪之后,民间大量出现“少儿读经”现象,引发了思想界与评论界的普遍关注,并发生了关于“少儿读经”问题的讨论。接下来,关于私塾的争议、百家讲坛讲《论语》的流行、人大国学院的成立、李零《丧家狗》的争论等,都把传统文化争论推到公共言说领域。其中所涉及的,有对儒学现代价值不同判断的思想辩论,也有从儒学符号与大众传媒相结合所看出的公众心态, 但更重要的,是传统文化因素在民间社会重建中的复活。

对现代人而言,儒学可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知识,也可以是一种主观认同的思想,还可以是一种带有信仰色彩的宗教。对儒学的不同理解,决定了不同的思想立场。

较早引起普遍关注的儒学论争,是少儿读经。2004年之前,各大中城市兴办各种少儿读经班,构成一种民间自发的行为。蒙学教育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传统,也有一套教育方法和特定教材。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百家姓》一类的蒙学书籍,对少儿德性的启发功能,是现行国家法定教育所无法提供的。少儿读经的民间行为之所以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,缘于蒋庆先生编的《中华文化经典基本教育诵本》与《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——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》。

蒋先生的主要观点是: “圣人讲的话、编的书——经典——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,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,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,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,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,来要求凡人接受。” 在现代背景下强化圣凡之别,不免刺激现代人的理性与神经,大批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参与到争论之中。然而, 这场争论出现一种新的局面,即大陆一部分在政治领域追求民主政治的学者,开始认同儒学价值。 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,自“五四”以来便成为思想论争的母题之一,民国时代以及港台地区,两种思想常常结合在一起,但在大陆学界,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,反对并批判传统往往是追寻政治民主自由的曲折表述。少儿读经讨论中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再度结合,则表达了一部分学者在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的同时,开始从传统中寻找新的资源。

这场争论已经过去许久,童蒙的经典教育对儿童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接受,经典在基本教育中的重要性,也被国家教育所承认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。第一,各地读经班越来越普遍,并且出现上海“孟母堂”一类的私塾以及各种民间书院。这些机构的教育方式不一定非常成熟,但是,它们的出现,既证明了民众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,也推动着中国教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,而后者尤为重要。第二,中小学教材中普遍加大古代经典思想、文学作品所占的比重。这种增加的目的不是弘扬传统文化,但却能表明对传统的重视。

另一场重要的思想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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